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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出奇的长。之所以能那么长,好多人认为是源于中国一项可以促进上下阶层流动的独特制度——科举制。 科举制的前世今生
科举制,是一种人才选拔方式。选拔人才出来干嘛呢?当然是担当国家责任,当官。但最早最早,官员是不用选拔的,都是世袭的。老子挂机,儿子接着当。长此以往,官当得理所应当,毫无顾忌、任性妄为,很是不好。君主们,不愿让一群蛀虫蚕食了自己的江山。他们想要富国强兵,就有了推荐。通常是指,被君主信任的人推荐有德有才的人出来做官。最初有些作用,但渐渐地,这些有“信任度”的人发现了有利可图,就拉扯一下裙带、谋求一点利润、发展一些势力。人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即使后来有了明确制度——九品中正制,但有权之士们,还是利用推荐制,把社会发展成了有钱有势之人当家做主的天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推荐制,成了特权阶层加强权力的工具,彻底被玩坏。 用人的标准,自古认定,一为德、二为才、三为学识。德与才更重要,但很难考量。曾记否,自古至今,多少打着“德”、“才”口号进行的人才选拔,都成了耍流氓。倒是学识,可以通过考试一较高下。素质教育靠不住,实施起来不如应试公平。选拔人才,还是公平最重要。为了公平,唐宗宋祖们选择了应试教育——科举制。 科举制,诞生于唐,兴盛于宋,完善于明清。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都曾参加过科举,白居易、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苏轼、文天祥……起初的考题,应该还不固定,考过诗词、考过歌赋,比较随机。到了明清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朝廷决定实行标准化试卷,即八股文。八股文,在出题范围、作答形式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定,尽可能地兼顾了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发达程度的各个地区。 千百年来,科举制一直都是促进上下阶层流动的杠杆,是社会公平的体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许多穷孩子通过科举,实现了逆袭。像北宋的范仲淹,就是其中出名的一例。他自幼丧父,随母改嫁,寄人篱下、生活贫困。据说,一盆凝固的凉粥曾经就是少年范仲淹一天的饭食。他将粥分为四块,早上两块、晚上两块,再配点腌菜。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依然努力读书,通过科举走上了仕途,成为一代名臣。 好多人都以为,曾经的科举,就像现在的高考。其实,不然。无论是高考还是公务员考试,都比不了科举。因为,科举最终选拔出来的个顶个是领导干部。而今,就算是985的毕业生也不可能全都享有如此待遇。中国人历来是官本位制,干啥都不如当官好。可以想见,这样一场一举当官的考试,怎能不让人抓狂。哪怕是一代才子。 唐伯虎,终身“落榜”的第一才子
活在“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唐伯虎,以才华横行天下,风流倜傥、妻妾成群,好不快活,但现实中的唐伯虎却活得憋屈。因为,才华并未让他横行无忌。他就在科举面前折戟沉沙。 唐寅,字伯虎,苏州人。他属虎,应该正是因此而得名。据说,唐家的祖上曾是官宦人家,只不过后来没落了。唐伯虎的父亲经营着一个小酒馆,虽是个生意人,却深知功名的重要性,着力培养自己的儿子读书。而唐伯虎也很争气,不但少有才名,还结交了同样有名的才子文征明、祝允明等人。
少年时,唐伯虎曾有过一段风流快意的日子:家庭幸福、学业顺畅。但这一切,在他24岁那年戛然而止。仿佛天降厄运: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妹妹在两年内竟相继离世。唐伯虎痛苦万分,年纪轻轻竟落得两鬓斑白。后来,在一众好友的鼓励下,他才重拾生活的信心,努力学习,奋战科举。 刻苦加天赋,在28岁那年,唐伯虎在应天府乡试中拔得头筹,获得“唐解元”的美名(乡试的第一名,称解元),比现在高考的江苏省状元还厉害。次年,他一路高歌直奔京城,去参加会试。 在途中,唐伯虎结识了同为赶考举子的江阴人徐经。二人意气相投,结伴同行。徐经,富甲一方,也是名人,为大名鼎鼎的徐霞客的曾祖。有了徐经结伴,等于有了资本介入,唐伯虎的赶考之路,进行得轰轰烈烈、潇潇洒洒! 到了京城后,唐伯虎和徐经,这对才子与财阀CP组,不甘寂寞,招摇过市,四处参加“保过辅导班”。期间,他们结交了时任礼部侍郎的程敏政大学士。 程大学士也曾是少年才子,与唐伯虎互相欣赏,颇有惺惺相惜之意。对于唐伯虎与徐经的请教,他给出了耐心的指导。 后来,程大学士被任命为了本次会试的主考官,参与了出题工作。那年,会试考题出的很偏。大部分考生都考得垂头丧气,只有唐徐二人兴高采烈,发挥出色。他们扬言压中了题,曾提前作过。唐伯虎还高调宣布,可以中状元。更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阅卷时。当程大学士看到两份精彩绝伦的考卷时,竟大为赞许道:“别人断没有这样的文采,这定是唐寅、徐经二位青年才俊的杰作!” 联想到前后种种,不由得让人多想。很快,就有人弹劾程敏政,说他贪污受贿,卖考题给唐伯虎和徐经。听到这个消息,考得不好的举子们一下子找到了宣泄抑郁出口,开始口诛笔伐。一时,朝廷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天子明孝宗立即组织成立专案组,下令严查。 程大学士、唐伯虎、徐经都被抓了起来,接受审问。三人都否认买卖考题,但徐经、唐伯虎确实给程敏政送过钱。据说,唐伯虎花钱是为了求得程敏政的一篇文章。钱不多,这也是当时文人之间的雅趣,但在此时,就有些说不清了。似乎,科场舞弊可以坐实,可一查程敏政批阅过的答卷,剧情又出现反转。 明朝科举考试的考卷,为避免看到考生姓名,要糊名;为防止通过字迹辨认身份 ,要誊录。考官评分时,根本看不到试卷属于谁。当专案组人员找到原试卷时,发现被程敏政大力称赞过的那两份试卷,并不属于唐徐二人。而且,程大学士批阅录取的试卷中,就没有唐徐二人。审来审去,没有证据证明程大学士卖过考题,但徐经却承认了曾买通程家是书童,窃取考题。有人猜测,可能是屈打成招。 这个科场舞弊的案子,明显证据不足,不能定案。但三人却没获得无罪释放的待遇:程敏政被开除公职,提前告老;唐伯虎、徐经被贬为小吏,取消功名,终生不得再参加科考。 程敏政出狱四天,因愤懑而发了痈毒,不治而亡。徐经,服从安排去作小吏,期待哪天新帝登基,能获大赦,重新科考,但有生之年,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唐伯虎,不耻为三班衙役,自此落魄江湖,桃花庵里安身。
一件“莫须有”的科场舞弊案,这样惩处似乎太过严厉,但明孝宗却自有他的道理。礼部侍郎、文坛名流程敏政,赶考的举子唐寅、徐经,都是科举的相关人士。何况,后来程敏政还成了主考官。他们三人相谈甚欢、来往过密,打成一片。程敏政是不避嫌疑,言行上更是欠缺谨慎。而唐徐二人,就算查无实据,也难以让人相信是“心思纯净”。圈子文化、拉帮结派,势必影响科举公平。 遥远的古代,没有影像技术、人脸识别、数据系统为凭借,只能靠加大违法成本来维护科场公平。那就是,舞弊行为一经发现,必定重处。明孝宗,弘治帝,是盛世明君,他用实际行动,给天下一个警示:科举公平,不容践踏。 科举,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最好的人才选拔方式,但却是当时最为公平的方式。它本为公平而生,也时刻维护公平,从不以选拔超世之才为第一要务。天下第一才子唐伯虎,没能让科举大开方便之门。唐伯虎之后的徐文长,少年时就誉满天下,可屡试不第之下,也没有“自主招生”,能给他个“破格录取”。 唐伯虎、徐文长,都是科举的败将,但几百年之后的我们,不知大明王朝的那些状元们都姓甚名谁,却知道唐伯虎和徐文长的一生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