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家【蒋采苹】作品欣赏

2025-7-14 10:08| 心之水选择| 查看: 3587| 评论: 0

蒋采蘋,1934年生,河南洛阳人,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创会元老,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重彩画研究会会长,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创会副秘书长,作品多 ...

蒋采蘋

1934年生,河南洛阳人,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创会元老。

历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重彩画研究会会长

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创会副秘书长

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重要画展,多次获奖,并被中国美术馆等处收藏,出版画集,文集,技法材料书籍等专著数十种,研制高温结晶颜料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证书。1998-2000年受聘为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主办中国重彩画高研班主持,2001-2002年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重彩画高研班导师,2003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2005年受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重彩画工作室导师及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研究所蒋采苹工作室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蒋采苹工作室导师,至今举办重彩画高研班十六届,培养重彩画家数百人。

已有丹青约

——蒋采蘋自述

“已有丹青约,千年指白头。”这是宋代丹青大师赵佶的名句。我愿以他的诗句做为开篇语抒发自己的情怀。我今年79岁,从19岁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算起,正好从艺60年。六十一甲子,是应当回顾自己生命的艺术历程了。

《20世纪四代女性》

156cm×156cm
2000年

我生于1934年农历3月14日,当时我母亲庞朂正在开封艺术师范学校读毕业班。我庆幸自己在娘胎中聆听了谢瑞阶等名师的课。

母亲与蒋采蘋;父亲

我母亲后来对我说:谢老师曾想介绍她去上海美专深造,但一年半之后,我妹妹出生,她就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因此我后来选择学习绘画专业,她是全力支持的。1953年后,我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我妹妹蒋采凡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后,我母亲向天津著名花鸟画家李昆朴先生学习数年。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我母亲带大的,他俩喜欢画画也得到了姥姥的鼓励和支持。这说起来,我家是三代人画画。我父亲是洛阳人,他名蒋东斗,考上天津南开大学后留校任教。1936年,他接我母亲和我到天津定居。我 9岁时父亲去世,听我母亲说父亲的“科学救国”的思想很强烈。我的兄长蒋乃燮是天津市农药厂副总工程师,长侄蒋学马是天津市化学试剂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可以说我家是三代化学家。兄长和长侄在我后来研究中国画颜料方面是有帮助的。

《金芭蕉》

84cm×84cm
1998年

我上小学时,教音美的郝奈萝老师与我母亲一见如故,成为挚友。郝老师的两位妹妹和妹夫李文珍先生都是从事音美教学的,他们艺术家庭的氛围深深地感染了我。郝老师又介绍我向林萨斯基夫人(俄籍犹太人)学习钢琴。

1947年与钢琴老师、同学合影

我毕业于耀华中学,正是李文珍先生和另一位王德华先生给我上美术课。他们二位都毕业于专业美术院校,因此我学到了学院派的素描与水彩,在二位老师指导下,我也参加了“抗美援朝”等的宣传工作,使我懂得了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由于对美术兴趣更大,放弃了报考音乐专业。

《红珊瑚》

67cm×67cm
1994年

1953年,我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被录取。不久我得知徐悲鸿院长逝世消息,我今生已无缘见到自己最崇敬的大画家了。10月初开学后,给我们头二年上素描课的是徐院长的得意门生韦启美和李斛先生。当时徐悲鸿纪念馆离美院不远,因此学生们可以经常到纪念馆观摹徐院长的素描和国画原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是前苏联的契斯恰可夫的素描教学强势推广之时,但徐悲鸿线面结合 的写生人物画和中国画创作却给了我们初学中国画的学子们更为重要的影响。

《筛月》

66cm×66cm
1991年

在5年学习期间,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们:
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和北京底层人民在日伪铁蹄下的凄苦生活情态的画作中所表现出的大悲悯和画面的苍凉之美,不由人不动容。蒋先生在授课时强调的“骨法用笔”、“以形写神”、“中体西用”等是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重要准则。

《月下撒尼女》

67cm×67cm
1993年

李可染先生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人格和学养的培养。他的著名语录:“要有诗人的感情,哲学家的头脑,科学家的毅力,杂技演员的技巧”,是我一生从艺的座右铭。

《带银冠的苗女》

67cm×67cm
1999年

叶浅予先生作为中国画系主任,从宏观上思考教学的体系化。他按照传统“六法”来设置课程,并使其与现代教学理念相结合。他的教学理念是有前瞻性的:他将文人画与民间绘画(壁画、唐卡等)并重;水墨画与工笔重彩并举;又将人物、山水、花鸟同时推出。他提出“吞吐古今、涉猎中外”,让学生开阔眼界更宽泛地学习。他很重视学生个性的发挥,常说:“谁像我谁就不是我的学生;谁不像我谁才是我的学生。”

1981年与叶浅予先生在西湖

刘凌沧先生指导学生临摹古典文人工笔重彩画的经典作品《韩熙载夜宴图》等,不但让我学到了传统的技法与画材的应用,也让我认识到一千多年前的丹青之美和现实主义精神。

《丰年祭旗手》

67cm×67cm
1996年

陆鸿年先生是壁画专家,他带我进入古代壁画的重彩世界。他还聘请当时壁画传人王定理先生协助授课。1957年中国画系接受文化部的任务,由陆先生带队,安排高年级两个班11名学生,赴山西永乐宫复制元代道教壁画。我当时是4年级,在4个月的临摹中,我不但学会了古典壁画的重彩方法,更被直接传承了唐宋壁画传统的元代壁画三请殿中所表现出的恢宏气势的美和绚丽色彩的美所倾倒。从此我与丹青结缘,色彩的中国画与我血肉相连。1957年陆先生还介绍我与溥雪斋先生学古琴。

《台湾路鲁凯族少女》

64cm×64cm
1996年

1955年叶先生请于非闇先生来中国画系讲学。于先生是著名的工笔重彩花鸟画家,有许多佳作问世。他不但讲述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技法,也讲了他对中国画传统颜料的研究。我马上到书店买了他写的《中国画颜料的研究》一书。此书我保存至今,并成为我研究传统矿石颜料和人造矿石颜料的基础。

《台湾阿美族姑娘》

67.5cm×54.3cm
1996年

课外我还拜访过刘奎龄、王叔晖、任率英等先生,他们都是工笔重彩画大师。尤其是刘先生是用煮硾纸(半生半熟的宣纸)画工笔重彩画,对我后来用温州皮纸画重彩画起到了指引作用。他们的画品和人品都使我终生受用匪浅。

《台湾排湾族姑娘》

73.5cm×54.5cm
1996年

1959至1962年,我被分配在山西艺术学院任教。

1962年春,我被调回中央美院任教。叶先生郑重地对我说:“你今后主要是教工笔重彩课,先做刘凌 沧先生助教,以后独立上课。”他的话一锤定音,也正合乎我的愿望。我一生能将兴趣与职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但在那个不很重视工笔重彩画的时期,叶先生对我的安排和倚重,说明他对工笔重彩课的看重,对做到后继有人,也是前瞻性的,他已预见到30年后的丹青绘画与水墨画呈并驾齐驱之势。

《盛装苗女》

67cm×67cm
1995年

1963年春,我带学生赴敦煌临摹两个月的壁画。穿越一千四百年时空的古代壁画和彩塑艺术在我的心灵上和艺术上引起的震撼,让我产生了使我一生都割舍不下的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情感。也由衷地认识到,做为中国人应为中华民族绘画,使其在世界绘画之林中扬眉吐气。
1962年我28岁,正是梦想大展宏图的年龄。但两年后的1964年,美院开始“社教”试点一年。1965年秋,全校又去邢台县“四清”一年。1966 年开始“文革”至1976年终于结束噩梦。我已经12年既没上课又没画画,而我已经是42岁。真正授课是在1978年,我想我的敦煌梦、丹青梦、重彩梦就要变成现实了,我眼前出现一片彩虹。

《台湾排湾族父女》

170cm×97cm
2011年

1979年,我又幸运地遇到了潘絜兹先生。作为工笔重彩画专家、敦煌专家,他并非坐而论道。他组建北京工笔重彩画会,策划工笔重彩画展和学术研究会,潘先生为会长,刘凌沧、王叔晖等先生为副会长。我积极加入,被推举为副秘书长。至1987年,中国工笔画学会成立,潘先生被选为会长,我和几位中年画家为副会长。我追随潘先生20多年,直至他去世。从1979年至今,工笔画家从百人左右发展为上万人。

《台湾排湾族姐妹》

98cm×76cm
1997年

1985至1989年,在中国画系支持下,我成立了工笔人物画室(第三画室),我被任命为画室主任。这是当时各专业美术院校中唯一的工笔画室。

1984年与中国画系师生

1985至1986年间,我访问欧洲三国3个月。我从卢浮宫陈列的埃及的木乃伊棺盖上、希腊的棺盖上、菩提切利等大师的绘画上发现都 有天然矿石颜料,与中国古代至现代所使用的天然矿石颜料相同,甚至技法都类似。使我认识到原来天然矿石颜料的使用是具有世界性,因它们具有无可替代的美妙 色相和色质稳定的特点,所以才使用了四五千年。1986年,台湾著名胶彩画家詹前裕来访,从与他交谈和他送我的他的技法书中,了解到日本除了使用从中国传 过去的天然矿石颜料,还有人造矿石颜料—新岩,新岩为陶瓷釉料所制。在之前的1978年至80年代中期,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平山郁夫、加山又造等的个展在北京举办,我已惊讶地看到他们运用天然矿石颜料的变幻莫测的现代美感与技巧。1989年,我终于争取到了自费赴日考察1个月的机会。我去了日本5个城市,参观了多个美术馆和博物馆,研究日本画自古至今的画作和他们使用天然矿石颜料和新岩的各种方法,又从购买到的书籍中了解天然矿石颜料的新品种及新岩的制作方法和样品。

《绿珊瑚》

66cm×66cm
1995年

1989年春,按规定在我55岁时退休。我的发扬丹青重彩画传统的愿望已难在本单位实现,我开始了个人行为实现愿望的历程。我想发展现代丹青应当以开拓和研制新型颜料为切入点。我建议美院附中金碧斋中国画颜料厂王定理顾问,希望他能在传统的石青、 石绿、朱砂、雄黄等只有红黄兰绿的基本色的基础上,再开发中间色彩的石色品种,他很快就做到了。我又将从1986年起使用的、已失传五百年的云母粉提供给 金碧斋,让他们大量生产。1991年,我开始试制人造矿石颜料,读了一些关于陶瓷釉料的书。但苦于北京找不到愿意研制人造矿石颜料的厂家,幸而有山东省淄博籍的美院进修生唐秀玲愿意协助我,我将自己意图和创意向她说明,很快地她就从淄博将试制出的5种陶瓷釉样品交给我,使我充满了信心。1993年我又从北京珐琅厂一位工程师处了解到珐琅釉料可以用作绘画颜料,这种釉料与日本的玻璃颜料类似,但比它色相饱和一些。其实,我在50年代就从同学的父亲—山东著名画家于希宁先生处得知陶瓷 釉色可用于绘画,于先生1957年赴永乐宫考察时讲过,但我当时因太年轻没在意此事。我通过中日陶瓷釉书籍比较发现:日本的陶瓷釉料制法是阿拉拉体系,其 熔剂含铅;中国传统的陶瓷釉料制法所用熔剂不含铅。我想我们用传统的不含铅的制法,岂不是可制成有中国特色的人造矿石颜料。铅是不稳定金属,不含铅的中国人造矿石颜料应当是更稳定的颜料。我有了充足的信心填补中国画颜料的空白。1993年,我与金碧斋合作开发陶瓷釉料的人造矿石颜料,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 没想到却被企图侵犯我知识产权的人以一场告我的官司打断,我虽胜诉但寒心不已。1994年我申请人造矿石颜料—高温结晶颜料专利,也是不得已为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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